一天，外孙指着我胸前的资历牌问：“爷爷，你这上边是多少数？”我说：“你数数看。”他数完后说：“是四十一。”我说：“对。爷爷当兵已经四十一个年头了。”说完，自己心里竟不由自主地生出了几许感叹：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军营中度过了四十一年，竟真像“一眨眼”似的。“人生天地之间，俯仰一世”、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等诗文，刹那间也都从脑海深处跳了出来。
拥有四十一年军龄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，也已经四十一年了。这样思量着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了两个字来：逃离。
我曾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学生说过：我当兵时的动机其实是并不纯洁、并不纯正的。要说“奉献青春、报效国家”的崇高思想一点没有，那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，但说实在话，当时一心想当兵的最主要的原因，却是想要逃离故乡——蓝田。因为在我二十岁之前的记忆里，蓝田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，就是一个字：苦！
顺口溜是：进了蓝田县，就像进了母猪圈。（县城之脏乱差可见一斑）歇后语是：蓝田的老爷——“码卡”。（此词语来历复杂，含义丰富，但最基本的，有“糟糕”、“差劲”、“糊涂”、“不优秀”等意思。）用谜语猜县名时，别的县是：俩和尚抬西瓜——三圆（三原），两邻家无界墙——邻通（临潼），羊圈里放鞭炮——惊羊（泾阳），而我所居之县则是：狗舔油葫芦——难舔（蓝田）……在我脑海中关于故乡的“词汇库存”里，几乎找不到多少赞美的词汇。这样的故乡，怎能不让人产生逃离的欲望呢？
然而，仿佛命中注定了似的，我最终并未能逃离蓝田，因为我无法逃离！
虚龄三岁时（1955年），我曾“逃离”过一次。那是随着父母一起走的。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刚建立不久，忽然传出了一个消息：政府计划在灞河上修建一座水库，而我家所在的拾旗寨将成为蓄水区。父亲想，与其将来被政府移民到不知怎样天高地远的去处，不如自己趁早寻觅一个比较理想的栖息之地。于是便在高陵县药惠乡银王村买了十五亩土地，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女（二哥三姐和我），定居在了银王。然而，1959年在我虚龄七岁的时候，我们又从高陵搬回了蓝田。原因有二：一是得到确实消息，原计划的水库已决定不修，百姓再无迁徙之虞；二是1958年全中国“大跃进”，大哥进了兰州炼油厂警卫队，家中只剩下大嫂和比我仅小两岁的侄子。那样一个大荒院，“院墙”是一道上崖的土坡，安全系数极低，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好，但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幼儿处在那样的环境里，也着实让老人放心不下。于是，十五亩土地无偿留给岳惠公社，150元卖了三间刚盖不久的瓦房，一家人又回到了蓝田。
从高陵回到蓝田不久，就发生了那场让几亿中国人永远难忘的“三年困难”。困难时期遭受饥饿的滋味，至今我仍记忆犹新。“三年困难”过后，刚过了几天能吃饱肚子的“好日子”，新的噩梦很快又来了：先是“四清运动”，接着就是持续了十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那样长的一个时段里，我对蓝田的总体感觉是：苦！而苦的最突出的标志则是：饿！从1967年虚龄十五岁开始，直到1972年参军离开蓝田，我几乎一直在“为解决肚子问题”而“奋斗”。拾旗寨位于灞河北岸，河滩里有些水地可种水稻。然而种稻之人却难得吃上几顿大米饭，我们必须拿这种好吃的细粮到“河北”（渭河以北）或西安城里去换粗粮——包谷或高粱，一斤换二斤，为的是多得一点谷物，把空虚的肚皮撑得稍微圆满一些。
1967年腊月的一天，我跟大哥以及一位探亲的现役军人，用架子车拉了约一百五十斤大米，打算到渭北去换包谷。不料突然变天了，寒流袭来，气温到了零下十几度，渭河结冰，渡船无法通行，我们只好在一个叫“行者”的村子里停下。呼啸的北风吹到脸上真像刀子割着一般，那“旧套子”（即已用过多年的旧棉絮）填充的棉衣棉裤裹在身上，和几张薄纸相差无几。我的脸冻得乌青，浑身不住地发抖，脚和手僵得几乎不能动弹，如果不是那位善良的生产队饲养员让我们躲进储备麦草的窑洞，那天我真有可能被冻死（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虽然不知那位善良饲养员的姓名，但却一直忘不了他）。钻在那尚能保持一点体温的麦草里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问：你为什么会遭这样的罪？不就是因为蓝田缺粮吗？所以也就在心中暗暗发誓：假如将来有可能，我一定要逃离蓝田这个穷窝！
如果让蓝田人聚在一起说当年为吃粮而奔波的辛酸故事，估计几天几夜也说不完。当年蓝田人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中就有这么两句：“户口在蓝田，口粮在泾（阳）高（陵）三（原）”。然而，当时的各级“革命委员会”却往往不肯承认这样的事实，以致演绎出许多掩耳盗铃的故事。
1972年暑期，我高中毕业回乡不久，带着好容易从“鸡屁股银行”（四只母鸡）、“鸭屁股钱庄”（四只母鸭）和“绵羊储蓄所”（一只绵羊）攒下的三十多块钱，骑车到泾阳县云阳镇一个亲戚家买了一百多斤小麦，不料返回时被埋伏在玉米地里的高陵县市管会的人拦住了，硬说是投机倒把，要把粮食没收。我苦苦哀求，声泪俱下告诉他们：真的是家里缺粮，买回去自己吃的，绝不是投机倒把。然而人家就是不信，非要拿出蓝田县革委会的证明来才能放行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回乡开证明。大队的证明好开，因为村里因缺吃而买粮的人很多，所以几乎没说什么话，大队文书就把证明开了。可是到公社却打了“绊子”——公社的秘书一脸严肃地说：“这证明怎么能开呢？要证明咱蓝田人粮食不够吃，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？”无论我怎样央求，人家就是不开。
公社革委会的证明尚且开不出来，要开出县革委会的证明就更是痴心妄想了。一家人辛辛苦苦攒了那点钱就为了买粮，如今粮没买回来，连钱也都打了水漂。我痛苦极了，几次都想扑向迎面开来汽车一头碰死。虽然心有不甘，但却一筹莫展。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忽然在街上遇到了一位高中同学。他毕业后回村当了大队的文书。跟他聊天时，无意中看到了他手上拿的一张纸，那纸上有一个醒目的大红公章——公社革委会的公章！我的目光立即被那红红的圆圈拉直了，声音有些发抖地问：“你手上拿的是……”同学笑着说：“是一个会议通知。”说着就把那张纸递到了我手里。接过那张纸刚扫了一眼，电光石火一般，我脑海里的“灵感”迸发了。为什么不能用这张纸“改造”（准确地说应叫“伪造”）一个证明呢？因为那通知很短，只有两行字。而字和公章之间却留下了很大一片空白。把那两行字裁掉，不就可以弄一个“很象样”的证明了吗？于是我问同学：“可以把这张纸给我吗？”我把前因后果以及想要这张纸的真实动机原原本本给他说了，同学几乎想都没想就说：“拿去用吧。通知的内容我都记住了。能用它给你帮个忙，也算我做了件好事。现而今这世事，唉……”最后的结局是：高陵县市管会的人看了那“改造”的证明信并未怀疑它的真假，但却说“我们要的是县上的证明，公社的证明不顶用。”当我的心又一次下沉的时候，他又找补了一句：“不过有了公社这证明，基本可以定性你不是投机倒把，但粮食还是不能给你。”也许是看着我绝望的眼神有些可怜吧，他想了想说：“可以按国家定价给你退些买粮款。”我是三毛一分钱一斤买的，国家定价是一毛一分。受了许多辛苦，费了许多周折，一粒麦子没买回来，三十多块钱变成十多块钱，我又回到了蓝田。见我沮丧难过，母亲宽慰说：“我娃不要难受。好歹钱还回来了一些，没全叫人家没收就好得很了。没有麦也罢，包谷面、红苕片、浆水菜咱都能吃……”我在悄悄流泪的同时又一次暗暗发誓：一旦有可能，我一定要逃离蓝田！蓝田太穷了！
1972年征兵时节，我终于穿上军装成了一名铁道兵战士。当我穿上从罩衣到裤头全都是崭新的军装时，又一次悄悄地流泪了。那时我就告诉自己：为了能永远吃上那可以放开肚皮吃的白馒头、大米饭，你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！只有在部队永远扎住脚了，你才能永远逃离蓝田！
然而，当我在部队待过几年之后，忽然又很想念我的蓝田了。收音机里听到一个秦腔的旋律，我的心就象被一只柔软温暖的手轻轻地摸了一下，心弦不由自主地就会久久地颤动，思绪立即就会飞到灞河边，飞到蓝田县，飞回我的拾旗寨，飞回我的水家沟；因公出差，走在大街上，只要听到陕西口音说出“蓝田”两个字，我就不仅要回头张望一下，而且一定要停住脚步问一声：“你是蓝田哪搭的？”
我终于明白：我其实是逃离不出蓝田的，无论是清醒时在天涯海角，还是做梦时在天宫地府，我的身上、心上都刻着这样几个字：我是蓝田人！蓝田那一方土地承载着我将近二十年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，我生命的根须扎在蓝田。
参军四年没回过家，我对蓝田的思念越来越急切，越来越强烈了。我想回蓝田去，看父母，看哥姐，看所有我想看的人。四年之间，家乡有变化吗？变化大吗？变成什么模样了？家乡人还再为吃粮发愁吗？看报纸、听广播，都说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，到处莺歌燕舞，到处凯歌飞扬，天天都有捷报传来，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蓬勃兴旺，欣欣向荣……
写家信时，我也曾多次问到家乡的情况，回信总是说：“家里一切都好。”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知真假，因为当年我给在兰州工作的大哥写信时，母亲总是叮咛：“远路上报喜不报忧，屋里无论多难，都要给外头的人说家里一切都好。”现在的情形跟那时的情形还一样不一样呢？终于，1976年8月，我得到了参军以来第一次探亲休假的机会。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出站口，刚走到车站广场，呼啦啦七八个人朝我围了过来。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有的伸过来一个脏兮兮的搪瓷碗，有的伸过一只粗糙而乌黑的手，眼巴巴地望着我，一脸自卑地乞求着：“解放军叔叔，给点吃饭的钱吧。”“解放军叔叔，有馍给一口也成。”我当时仅仅是一个有着四年军龄的战士，即使在青海最艰苦的地方——天峻，一个月也只有15元的津贴费。这次探亲， 满打满算也就带了一百元钱。这么多要饭的，我怎么能打发得过来呢？可是看着他们那可怜的眼神（有的显然比我年长许多，却把我叫解放军叔叔），我又实在不忍心拒绝，就从兜里掏出了两块左右的零钱。这个一毛，那个五分地散着。正散发时，突然听到一声大吼：“解放军同志，别惯他们的毛病！”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，上穿白衬衣，下着蓝裤子，胳膊上戴着个红袖章，看样子是广场管理人员。那些要饭的见他来都慌忙跑开了，但眼睛仍恋恋不舍地看我。那人对着那些跑开的人骂道：“都是些懒垂子货！不好好在生产队干活，专门跑到这地方来给社会主义抹黑！”我问：“他们都是哪里的人？”那人鄙夷地哼了一声：“都是蓝田的一些懒垂子！”我脑袋嗡地一声响，脸上顿时象着了火一样，拎起提包做了贼似的逃离了火车站广场。“给社会主义抹黑！”这是多么熟悉的罪名啊！四年前，公社的秘书这样说过我，今天，这位广场管理人员又这样骂我的“乡党”！不是到处都“莺歌燕舞”了吗？他们为什么还要给社会主义“抹黑”呢？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到家，通过亲人的嘴才知道：四年间蓝田县并没有多大变化，还是照样缺粮……母亲把四个荷包鸡蛋端给我，而她自己却端起了一碗蒸熟的红薯叶子，那红薯叶子里搅了一点黑麦面——准确地说，那只是磨得比较细的麦麸皮！当我要用鸡蛋换母亲那碗麸皮拌红薯叶时，母亲说：“这个好吃，我就爱吃这个。”几颗泪珠落进碗里，那鸡蛋我是一口也咽不下去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在心里又一次发了誓愿：我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，一定要争取永远逃离蓝田，而且将来如果有可能，我要将父母也都接到部队，永远逃离蓝田！
然而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不但没有逃离蓝田，反而离蓝田越来越近了——1983年，当铁道兵即将集体转业时，仿佛鬼使神差似的，我竟调到了第二炮兵工程学院（现为第二炮兵工程大学），距蓝田县境只有几公里路程。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，薄薄厚厚地也出了七八本所谓的“著作”，然而仔细盘点时才发现，虽然我拥有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，而反映军队生活的作品却不到十分之一，百分之九十写的都是农村，所用素材几乎都来自蓝田。我终于又一次明白：我生命的根须早已深深地扎在蓝田这方热土上了，想“逃离”是逃离不开的。
更何况，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国家整体局势好转，蓝田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尽管还有贫困，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事，但是，如今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说“我是蓝田人”时，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卑和羞惭。值得蓝田人自豪的东西很多：蓝田的美玉，蓝田的名厨，蓝田的水晶饼、大银杏、大樱桃基地……尤其是蓝田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更让人心驰神往：从公王岭到华胥沟，从羲母陵到老冢湾，滚滚灞河，当之无愧是华夏民族血脉的源头（此观点已有学者论证）！大忠、大防“四吕”兄弟，关中大儒牛兆濂，文化巨子阎甘园……在蓝田的文化天空中，曾有多少耀眼的明星值得我们敬慕仰望啊！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：迷惑行为大赏 » 无法“逃离”的故土—蓝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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