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年猪往事

在我小的时候,家里无论多困难,年猪还是要杀的。

 

春节过后不久,逢赶集天,父亲就会去龙水镇买回两头小猪仔,待把猪圈收拾得干干净净,并铺上柔软的稻草后才把小猪放进去。责无旁贷的母亲会精心照顾这两头猪宝宝,因为其中的一头会成为来年春节的年猪,是一家人一年的蛋白质和脂肪来源,是大家解馋的主要途径,是一家人的希望和期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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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开始的时候,母亲会给小猪喂熬得极融的(重庆话,软的意思)细米糠粥,有时候甚至直接喂稀饭,而且还是喂三顿(成年的猪多喂两顿)。慢慢地再加一些红薯和玉米,都煮得极软极烂,小猪吃了当然长得非常快。小猪消化快,饿得也快,到了点儿如果还没有给吃的,就会在猪圈里叫个不停以示抗议。这个时候母亲会一边耐心安慰它们,一边迅速给他们弄吃的。吃上了食的小猪才会停止叫唤。吃的时候也是狼吞虎咽的,那架势,恨不得把猪槽子都一口吞下去。它们也会你推我挤地抢占有利位置。

 

小猪逐渐长大,胃口也越来越好,家里的红薯玉米不够它们吃了,需要加一些猪草。从此割猪草便成了我和二哥一天主要的家务活。每人每天割上一大背篓才够它们吃。父亲戏称它们为大肚罗汉。看着它们长得白白嫩嫩的,母亲特别开心、特别有成就感。

 

我和二哥就这样每天割着猪草,从春天走到了夏天,从夏天走过了秋天,再从秋天迈进了冬天。二十多斤的小猪仔也蜕变成了两三百斤重的大肥猪。待红薯开挖的季节,母亲会给两头肥猪喂大量的红薯催肥,它们也长得更快,身上的肉更多,稍微动一下身上的肉都会抖,步履明显减缓,耳朵状如蒲扇,遮住了本来就小的眼睛,憨憨乎乎,甚是可爱。

 

为了这两头猪,母亲很少外出。即便是去赶场或走人户,也是急匆匆地去再忙天慌地地回,走路都是小跑。

 

当家里的红薯所剩无几的时候,有头猪也该抬到龙水镇上去卖了。卖哪头,留哪头,每年对母亲来说都是痛苦的抉择。喂了快一年的猪,母亲是很有感情的。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,她一定会把两头猪都留下来。看看这头喜欢,瞧瞧那头也舍不得,实在无法取舍时,她就把难题交给父亲。其实父亲选猪的标准很简单:留下更肥、肚子更大的那头,因为肚子大而肥的猪油才多,那可是一家人一年到头食用油的来源啊!

 

送走了一头猪,另一头等不了多久也该杀了。杀猪的时间一般选在冬至前、父亲过生的那天(父亲的生日在旧历冬月十六),把父亲的生日和吃刨猪汤一起办了。前来帮忙的也是来为父亲过生的亲戚朋友和左右四邻。他们早早地来到家里,先在院子里垒一个土灶,劈一些柴禾,把水缸里的水挑满,然后在锅里烧上一大锅开水。

 

八点过,请的杀猪匠到了。大家齐心协力把猪从猪圈里“赶”出来:有拉耳朵的,有揪尾巴根儿的,有推屁股的。猪似乎感到大难即将临头,亦或是被人的拖拽弄疼了,不停地嚎叫着,甚是凄惨,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,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
 

母亲站得远远的,一边唤着猪名,一边抹着眼泪。“为了吃到粉肠,最后一顿都不给你吃,我好狠心啰!”话语里满是自责。

 

杀猪匠是个熟练工,在猪前腿上割一条口子,用一根长2米、指头粗的铁棍通到猪的各个部位,然后开始吹气,一边吹还叫其他人一边用捶衣棒捶,那猪没过多久便变成了一只圆滚滚的大气球。接着帮忙的用水瓢往猪身上浇开水,杀猪匠刮毛。只个把小时,一只白白胖胖的猪便被绑在了斜靠在墙上的楼梯上,等着开边。他掏出猪内脏,放在硕大的脚盆里。继而划一块肋骨肉和背脊肉给母亲,再把猪肝割下来抛给她。母亲欢天喜地的接过肉,在厨房里忙乎开了。

 

中午的菜就这几种:蒜苗炒回锅肉;泡椒炒猪肝;干辣椒炒肉丝;里面加了血旺和粉肠的萝卜汤(这道菜只有杀年猪的时候才能吃到,很是珍贵)。当母亲在炒回锅肉时,那肉香伴着蒜苗的香味一起从厨房飘出,惹得满院子的人口水直流。大家忙碌了一上午,早已饥肠辘辘,加之刚才的肉香早已把馋虫勾了出来,所以大家中午饭吃得特别香,不一会儿,肚儿便吃得溜圆。父亲还会陪大伙儿喝几杯苞谷酒。

 

在亲朋好友离开的时候,父母会送给每一家人一块肉,用稻草拴着很体面地提回家。图片

 

送走所有人,父母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:母亲把猪板油、网油和特别肥的肉切成小块儿,放进锅里熬,整个厨房都是猪油的香气;父亲把猪大肠清洗干净,再切成小块,依然用于熬油,熬油的时候加入白酒和姜片;留下一两块新鲜肉,其余的肉全部涂抹上厚厚的一层盐放进一口陶制大缸里腌制,一个星期后拿出来挂在房梁下,制成风吹肉;母亲还会灌制10来斤香肠。

 

那天从旭日东升一直忙到夕阳西沉的父母,到了晚上总算可以停下来休息了。尽管累得腰酸腿疼,但看着满满一大缸肉,一年的辛苦付出有了丰厚的回报,他们的脸上写满喜悦。

 

夜深了,看了一天热闹的我也困了,迷迷糊糊中我隐约听到父母在商谈开春以后买小猪仔的事儿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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