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年猪往事

在我小的时候，家里无论多困难，年猪还是要杀的。

春节过后不久，逢赶集天，父亲就会去龙水镇买回两头小猪仔，待把猪圈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并铺上柔软的稻草后才把小猪放进去。责无旁贷的母亲会精心照顾这两头猪宝宝，因为其中的一头会成为来年春节的年猪，是一家人一年的蛋白质和脂肪来源，是大家解馋的主要途径，是一家人的希望和期盼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母亲会给小猪喂熬得极融的（重庆话，软的意思）细米糠粥，有时候甚至直接喂稀饭，而且还是喂三顿（成年的猪多喂两顿）。慢慢地再加一些红薯和玉米，都煮得极软极烂，小猪吃了当然长得非常快。小猪消化快，饿得也快，到了点儿如果还没有给吃的，就会在猪圈里叫个不停以示抗议。这个时候母亲会一边耐心安慰它们，一边迅速给他们弄吃的。吃上了食的小猪才会停止叫唤。吃的时候也是狼吞虎咽的，那架势，恨不得把猪槽子都一口吞下去。它们也会你推我挤地抢占有利位置。

小猪逐渐长大，胃口也越来越好，家里的红薯玉米不够它们吃了，需要加一些猪草。从此割猪草便成了我和二哥一天主要的家务活。每人每天割上一大背篓才够它们吃。父亲戏称它们为大肚罗汉。看着它们长得白白嫩嫩的，母亲特别开心、特别有成就感。

我和二哥就这样每天割着猪草，从春天走到了夏天，从夏天走过了秋天，再从秋天迈进了冬天。二十多斤的小猪仔也蜕变成了两三百斤重的大肥猪。待红薯开挖的季节，母亲会给两头肥猪喂大量的红薯催肥，它们也长得更快，身上的肉更多，稍微动一下身上的肉都会抖，步履明显减缓，耳朵状如蒲扇，遮住了本来就小的眼睛，憨憨乎乎，甚是可爱。

为了这两头猪，母亲很少外出。即便是去赶场或走人户，也是急匆匆地去再忙天慌地地回，走路都是小跑。

当家里的红薯所剩无几的时候，有头猪也该抬到龙水镇上去卖了。卖哪头，留哪头，每年对母亲来说都是痛苦的抉择。喂了快一年的猪，母亲是很有感情的。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，她一定会把两头猪都留下来。看看这头喜欢，瞧瞧那头也舍不得，实在无法取舍时，她就把难题交给父亲。其实父亲选猪的标准很简单：留下更肥、肚子更大的那头，因为肚子大而肥的猪油才多，那可是一家人一年到头食用油的来源啊！

送走了一头猪，另一头等不了多久也该杀了。杀猪的时间一般选在冬至前、父亲过生的那天（父亲的生日在旧历冬月十六），把父亲的生日和吃刨猪汤一起办了。前来帮忙的也是来为父亲过生的亲戚朋友和左右四邻。他们早早地来到家里，先在院子里垒一个土灶，劈一些柴禾，把水缸里的水挑满，然后在锅里烧上一大锅开水。

八点过，请的杀猪匠到了。大家齐心协力把猪从猪圈里“赶”出来：有拉耳朵的，有揪尾巴根儿的，有推屁股的。猪似乎感到大难即将临头，亦或是被人的拖拽弄疼了，不停地嚎叫着，甚是凄惨，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
母亲站得远远的，一边唤着猪名，一边抹着眼泪。“为了吃到粉肠，最后一顿都不给你吃，我好狠心啰！”话语里满是自责。

杀猪匠是个熟练工，在猪前腿上割一条口子，用一根长2米、指头粗的铁棍通到猪的各个部位，然后开始吹气，一边吹还叫其他人一边用捶衣棒捶，那猪没过多久便变成了一只圆滚滚的大气球。接着帮忙的用水瓢往猪身上浇开水，杀猪匠刮毛。只个把小时，一只白白胖胖的猪便被绑在了斜靠在墙上的楼梯上，等着开边。他掏出猪内脏，放在硕大的脚盆里。继而划一块肋骨肉和背脊肉给母亲，再把猪肝割下来抛给她。母亲欢天喜地的接过肉，在厨房里忙乎开了。

中午的菜就这几种：蒜苗炒回锅肉；泡椒炒猪肝；干辣椒炒肉丝；里面加了血旺和粉肠的萝卜汤（这道菜只有杀年猪的时候才能吃到，很是珍贵）。当母亲在炒回锅肉时，那肉香伴着蒜苗的香味一起从厨房飘出，惹得满院子的人口水直流。大家忙碌了一上午，早已饥肠辘辘，加之刚才的肉香早已把馋虫勾了出来，所以大家中午饭吃得特别香，不一会儿，肚儿便吃得溜圆。父亲还会陪大伙儿喝几杯苞谷酒。

在亲朋好友离开的时候，父母会送给每一家人一块肉，用稻草拴着很体面地提回家。图片

送走所有人，父母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：母亲把猪板油、网油和特别肥的肉切成小块儿，放进锅里熬，整个厨房都是猪油的香气；父亲把猪大肠清洗干净，再切成小块，依然用于熬油，熬油的时候加入白酒和姜片；留下一两块新鲜肉，其余的肉全部涂抹上厚厚的一层盐放进一口陶制大缸里腌制，一个星期后拿出来挂在房梁下，制成风吹肉；母亲还会灌制10来斤香肠。

那天从旭日东升一直忙到夕阳西沉的父母，到了晚上总算可以停下来休息了。尽管累得腰酸腿疼，但看着满满一大缸肉，一年的辛苦付出有了丰厚的回报，他们的脸上写满喜悦。

夜深了，看了一天热闹的我也困了，迷迷糊糊中我隐约听到父母在商谈开春以后买小猪仔的事儿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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