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产队里开大会

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……”这是一首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红极一时的老歌，名字是《生产队里开大会》。歌词里的场景，我曾亲身经历过。那时候运动多，大会也多，无论是传达最新指示，还是革命大批判，都在大队部临街的大房子里进行。
那时庄窠村有两个生产队，东边是一队，西边是二队。生产队每天下午集合时有十几分钟的政治学习，一般是读一段报纸，然后队长说说队里的杂事。

这里说的“生产队里开大会”，是指大队部召开的会。生产队集合敲掛在树上的犁铧，社员能听出自己队里的钟声。大队开会一般是晚上，用大喇叭喊。出工敲钟，老弱病残者可不予理会；要是大喇叭喊开大会，那就都要参加，一来是去听听会议精神，二来轻轻松松可挣2个工分。那时，早晨2分工，上午下午各4分工，共10分，如果晚上到大队开个会还可再记2分。年底按工分核算分红。
会议室是大队部临街的三间连通的房子，没有桌椅板凳，开会时，大家就自带小凳，或坐块砖头。屋里坐满了，就蹲在外边墙根下。
每回开大会，民兵连长都会在大喇叭里喊：“全体社员注意啦，全体社员注意啦——都到大队开会来啊！——”经他这么一喊，本来宁静的小村子，此时像一锅烧开的水，从里往外翻滚。吱吱扭扭的关门声，锁门时丁零当啷的门搭链声，加之呼儿唤女、鸡鸣犬吠声汇成美妙的乡村奏鸣曲。
每次开大会，邋遢爷总是像事先做好准备似的，队长还没喊完，他家门就响了。他磨得发亮的对襟黑粗布袄，用火柴头一擦就能燃起来，他来得早是为了在外边墙根找个地方舒服地靠好。他要是坐在屋里，离他近的半间屋就没人过去了，人们受不了他的味儿。
刘得家的是个绝户，爱打扮，她把圆头挽在脑后，口对掌心“呸呸”两下，搓搓，顺着前额往上左几下右几下，头发立时发亮，兴许蝇子落上去还能打个出溜儿呢。她一手抻着棉袄大襟，一手掂着小板凳往外走，人没到，叫东家嚷西家的大嗓门，早就在会场给她占好了地方。

狗剩媳妇敞着衣襟，叼着奶头的孩子乱踢乱蹬，后边的黑蛋追上来，拽拽孩子的脚，捏捏孩子的脸，趁狗剩媳妇不注意，掐一把她布袋样的奶子，撒腿就跑，惹得狗剩媳妇一顿叫骂。然后找个靠门口的地方坐下，孩子趴到后背上，伸手又把口袋奶送到嘴里。
早早进入会场的铁蛋儿，斜躺在草垛边，嘴里嚼根草棍儿，目光直勾勾往进场的大姑娘小媳妇身上踅摸。姑娘们找个干净的地方，放下马扎儿，矜持地坐下，边纳鞋底，边用眼睛的余光瞄一下心仪的小伙子。
社员们哩哩啦啦地来了，懒懒散散地找个地方坐下，不一会儿，呛人的旱烟味儿，一声连一声的咳嗽和吐痰声，充斥会场。还不到开会时间，会场上乱吵吵的，有咬耳根子的，有逗孩子玩的，有打情的，有骂俏的，不时发出哄笑声。
人来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大队长掐着烟屁股往鞋底上摁灭，站起来干咳两声，会场立刻静下来。社员们伸长脖子、支愣着耳朵等着听，他却东拉西址半天还没讲到正题上，好容易说到给张思德开追悼会，他说：今后不管是炊事员还是大师傅，死了都要开追悼会。话音刚落，人群里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。大队长得意地扭了扭脖子，却看见，村里红白事办事组掌勺的大老李，跺着脚，气哼哼地走了。

大队长讲完了，大队书记说，书记说了民兵指导员再补充“两句”。几位领导的口头禅各有特色，这个……这个、啊……啊，都是在词儿接不上时填补尴尬。每逢此时，就有人小声嘀咕：“石头哭爹——找不着调儿了。”石头听见不干了，大声说：谁再说这话，我操他姥姥！。
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大会是忆苦思甜。那天傍晚，大喇叭照例把社员们招集到大队部，大队长先来了开场白，接着点名请村里唯一的雇农曾大爷上台诉苦。曾大爷先说本村的财主舍不得给长工吃，油水少，干活时东家掌舵，活儿累。话锋一转说：看人家东村的财主活儿轻不说，五天一顿白面，油水大，放屁油裤裆！惹得下面哄堂大笑。书记一看砸锅拉，连忙领着人们喊起口号：不忘阶级苦！牢记血泪仇！打倒地主恶霸！我们不能再吃二遍苦！不能再受二茬罪！曾大爷正说到兴头上，还要继续说，被书记连拉带拽地请下台去。

不知谁起了个头，年轻人就扯开嗓门唱起来：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，万恶的旧社会，穷人的血泪恨，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，止不住的辛酸泪，挂在心……”当时我望着天上的星星，看星星像眼晴贬呀贬的，仿佛听到了诉苦会上的笑话！
多少年岁月嬗变，开大会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，而那村、那人、那景、那情，却成为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乡愁，乡恋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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